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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配资股票开户”对1958年之行的回忆到此结束

“让我们远离康庄大道吧。”他对他的向导说，他的向导是个雕塑家，他的雕塑很少有机会展出……雕塑家的邻居是一位陶瓷设计师，他发起了一项运动，他给城市剧院做了室内设计，他所在的城市，正在一点一滴地变成一个艺术博物馆……陶瓷设计师的邻居是一个作曲家，他在给自己的国家写音乐……

“让我们离开康庄大道吧”——带着笔的旅行者会重复这句话，在心里一刻不停地念这句话。就像聋人往往也会是哑巴，带着笔的旅行者通常也带着书，行囊里的书，头脑中的书。这是一种民族志的态度：在一个城市，进入狭小的道路，下沉到居民的生活，日常的生活。词语总归是贫乏的，我们不得不用让人泄气的“日常”一词，来概括那些闪闪发光、瞬息万变、因人而异的景象。

跟着卡普希钦斯基，去看到一个地方的人的日常——就比如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人的日常，就比如一个雕塑家、一个陶瓷设计师、一个作曲家的日常。那是他诸次访苏中的一次，时间是1967年。这次访问，他在书写时告诉读者，只有区区几天。那不要紧，他会回来重访，正如他会重访莫斯科，重访第比利斯，重访西伯利亚，并且在写《十一个时区之旅》这本书时，一次次重访他的记忆，重访记忆里他读过的书、听过的话、观察过的人。

塔科夫斯基1983年电影《乡愁》剧照

他是个一刻不停的记者，他的文字拥有一种可信度，而在可信度之上，更有一种通过刻苦磨炼而形成的平衡感。在书的开始阶段，他就说自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追随者。马林诺夫斯基则是民族志田野写作的开创者，这种写作，强调的是让阅读者产生“身临其境”感，并非体验作者所体验的那种现实，而是体验到“文本中的现实”，文本，不是靠含有众多专业概念、众多细节，来让读者觉得它“真实”的，相反，应该让读者明白文本对现实——主要是指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做了必要的、实质上的扭曲，同时乐意耽留于其所创造的情境之中。

“车轮单调而固执的轰隆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夜间尤为嘈杂：人被囚禁在那轰隆声中，就像待在一只颤动、摇摆不定的笼子里。我们遇上了一场暴风雪，雪突然间封住了窗户……我没办法跟任何人开启谈话……我周围都是空虚；都是焦土。都是墙。原因并不神秘：我是一个外国人。”

卡普希钦斯基的书中，他重访的旅行记忆中，1958年的这一次从东向西穿越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之旅，一定是会让人留下印象的。而像上述这样的回忆也是不可能不信的。因为它符合一般人的“前认识”——西伯利亚就该如此，寂静，人在车上，没话可说也不想说话，与同车的他人之间，也只有沉默的隔绝，假如此刻来了一个和蔼可亲、端茶送水的服务员（就算真有这么个人），那可就“出戏”了，文本的情境不容许。

他写了从车窗看出去的黑夜，写了窗外的暴风雪：黑中袭来的白和被白覆满的黑。在这段短章的末尾，当火车即将抵达莫斯科时，他写起了从别尔嘉耶夫书中读到的俄国的尺度对人心的影响。最后，树林出现了，公寓出现了，自然景观应该让位于城市生活了，而他的笔也停下了。

“乘务员从包厢里收走了床单、枕头、两条毯子和一个茶杯。

过道里挤满了人。

莫斯科。”

对1958年之行的回忆到此结束。对莫斯科？没有任何回忆。我相信，他不是没有记忆，而是想让文字中的西伯利亚“情境”无限延伸，淹没其他。他是多么会写。

卡普希钦斯基写过一本《记者自画像》。在书中，他说自己是“从我的旅行中写作”，“写作中有一种自我主义的成分：我可能会抱怨热，抱怨饿，抱怨疼痛”。这个内部视角，就如同他在写西伯利亚火车之旅时使用的视角那样，是必需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算他写到旅途中读的书，你也可能看出“在途感”，而不是在写作的时候翻开一本书查抄相关文字的感觉。

然而，他还是要面对一个根本的问题：读者为什么要信这个自我主义的“我”？或者说，为什么我在途中的抱怨、牢骚值得写入我的书，值得读者看？

那么我们还得把书往前翻。在1967年访苏之前（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都浏览了一遍），1958年西伯利亚之旅之前，他就已经有了与苏联的初次接触：1939年9月底，在家乡平斯克，他看到了红军，看到了他们的满脸汗水、怒气冲冲，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文艺兵向教堂尖塔开火。那时他才7岁，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记忆，然而这短暂的印象化、文学化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宣言，或谓一个宣言性的解释框架：我有权写苏联的事情，我有权时空穿越地写，我有权写，每一句话都以“我”开头地写。

因此，在确认有关民族志写作的基本立场之上，卡普希钦斯基化作一个盖章手，在自己每一页文本里深深地盖章。“我”无所不在，到处留痕。1967年，在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一个名叫拉希德的人，在给卡普希钦斯基讲了关于运河的远近历史后，从河里舀了一壶水给他喝：这就是一个表明“我”亲历的细节。在撒马尔罕，“我”随一个知识丰富的向导看了帖木儿大帝的墓。在埃里温，“我”遇到一场大雨，“我”先后接触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位艺术家，透过他们，“我”描绘出一个十分重视文化艺术的亚美尼亚首都，并顺滑地进入到拥有悠久的文化书写史的民族传统里。

“盖章”一词，仅仅是从今天的打卡旅游里借来的，绝无贬低这本书的写作质量的意思。卡普希钦斯基极为鄙视游客，读他写下的任何一段文字，都不可能想到“他去这里玩了”；在他的游记里看不到轻松，历史的沉重、文化的严肃，都浮现在他与每一个人的谈话的背后。书中最大的篇幅，当然给了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的访问纪实，卡普希钦斯基所与谈的每一个人，都同时关心着自己、本地区、本国家的迫近危机。政治在那个时刻完全吞没了观光的余暇。

但我们也会发现，他在小心地维持平衡，既处处宣布“我”的在场，又拒绝加重这种在场的意义，免于显得自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心想沉浸于例外、被遗忘的角落和后院”，他对世界的中心不感兴趣，对康庄大道不感兴趣——莫斯科是个舞台，一个又一个的剧组上去，下来，入场又退场；莫斯科是个车厢，乘客上车又下车；莫斯科是一条挤满等着下车的人的车厢过道，是一段记忆的可有可无的收尾……但在这样处理的同时，卡普希钦斯基是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的。他是“自我主义”的，但他避免“自我中心主义”。

“偶尔才能发现一些城市，像戈壁滩或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一样与世无争，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不受束缚，与任何事物都没有联系……”

1989~1990年，苏联进入最后时刻，卡普希钦斯基再度前往那些加盟共和国，以及大片的前途不明的地区；他再度来到西伯利亚，写下了上面这些口气淡漠的话。他又说：“高加索陷入火海”，中亚五国持续爆发血腥的骚乱——这都是他到访过的地方，但并没有因为他重访而再度重要起来——“世界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骚乱、摩擦、战争都“发生在苏联的边陲”，“发生在俄罗斯之外，远离它的躯干”。

既已在边陲，既已切身体会零星小城的与世无争，我，一个记者，又怎能不克制自己成名立万的个人野心，怎能不保持一个见证者、记录者的谦卑呢？如果卡普希钦斯基（2007年逝世）知道有打卡盖章这回事，我想他会淡笑一声，乐于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盖章人的。

他一方面鄙视游客式的体验和写作，另一方面又要做到谦卑。保持谦卑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身为文本创作者的自己也置入文本之中：他既从旅行中写，也从文本中写。他经常引用自己带着读的书、读过的书里的内容，例如，在从埃里温前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路上，伴随着简略的沿路描述，他插入三段文字，它们出自中世纪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的《历史之书》，三段话分别讲的是红宝石、玛瑙和钻石。更使我惊喜的是，他在紧随的下一章里，居然提到了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沙和星星》：

“还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沙和星星》吗？1926年，作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他计划从图卢兹出发，穿越西班牙，飞往达喀尔。当时航空技术刚刚起步，飞机经常出现故障……于是他决定咨询一位资深的同事亨利·吉约梅……”

他就这样，让一个与格鲁吉亚、与第比利斯、与苏俄、与1989年这个时间点看起来完全无关的文本，出现在了自己正在书写的这个文本里。圣埃克苏佩里的世界和1989年秋的格鲁吉亚是两个世界，它们怎会有关？可是读下去，就知道它们的确是有关的，太有关了，卡普希钦斯基从他访问的格鲁吉亚人身上，看到亨利·吉约梅的特质。他人文本里的感受和思考是多么重要，人需要通过与文本的持续交流，形成了和人持续交流所需的感性。

当然，这种跨文本的旅行，总归有一点迂腐感；格言警句引得再好，再准确，作者终不免于做作之讥。这是“文化游记”难写的一大原因；另一个难写的原因，在于资料越来越容易获得，讲历史、说典故，看上去也会越来越像是“摘抄”。卡普希钦斯基此书问世于1993年，那时还没有维基百科，没有唾手可得的网站、图片和现场视频，但看得出来，他已刻意避免在讲述比如莫斯科救主大教堂建造、拆毁、再建造的过程时，使人产生读历史资料的感觉。

他需要避免的事情太多。这本书粗看颇为写意，率性地详略，无数段落戛然而止，细看则是如履薄冰。他不断地警惕那些常见的陷阱：以偏概全，自嗨，资料堆积，掉书袋、“到此一游”的味道……再小的城市，一个人也不可能穷尽所有角落，在地理的宽度（覆盖“十一个时区”）加上生活的深度面前，一个写书的记者必须战战兢兢，为自己的说服力战战兢兢，为自己这一趟书写能否成功地确立意义而战战兢兢。

在我看来，他是很成功的，我第一没觉得他“玩”了太多地方，第二没有嫌他知道得太多，第三也不觉得他标榜过自己的累次在场。我们处在一个怂恿每个人都标榜“我在场”的时代，一个朝每个人的手里分发图章和旅游护照的时代，卡普希钦斯基却以虔诚的态度，守住一个民族志书写者的本色，让我相信他的经历具有充分的文本真实，同时，他收集隐喻，收集立体而典型的人物，不卑不亢地将它们排列在文本中。

这些隐喻里，最大的一个，当然就是救主大教堂200年的建造、拆除和重建史，它被作者视为喻示了俄罗斯文明的稳定和不变。卡普希钦斯基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忠实拥趸，他明白，要想论证一种文化的伟大，只有探入时间的长河，而如果探入得够深，那么这伟大也就自然浮现了。他当然确信，这庞大的国家背后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它是任何腥风血雨、任何动荡、任何个体和集体的苦难都无法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