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上海，这座刚解放不久的远东都市，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气味。
新旧政权交替，社会人心浮动，特别是工商界，大家心里都没底。
就在这时，一张来自“面粉大王”荣毅仁的请柬，送到了上海市委。
这一下，市委内部炸开了锅。
大多数老革命干部，本能地警惕起来。
他们觉得，这不就是资本家的“糖衣炮弹”吗？
中央早有指示，干部要警惕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
对这些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战士而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他们担心，一旦去了，就是革命队伍被渗透的开始。
市委会议上，反对声浪此起彼伏。
很多人提出，党中央有明文规定，要保持革命纯洁性。
和这些大资本家打交道，风险太大。
他们担心，会重蹈一些历史覆辙，让腐败有机可乘。
可反过来，荣毅仁这帮大资本家，心里也捏着把汗。
他们一开始就觉得，这八成是场“鸿门宴”。
共产党会不会搞“均贫富”？财产会不会被充公？
甚至人身安全有没有保障？这些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饭局背后，各怀心事
荣家以前的遭遇，更让他们心有余悸。
荣氏家族以面粉和纺织业起家，成为“面粉大王”和“纱布大王”。
他们秉持“实业救国”理念，但也屡遭劫难。
抗战时，荣氏在日军侵占下受尽剥削，苦不堪言。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非但没受扶持，反而备受官僚资本的欺压。
比如，孔宋家族仗着权势，多次对荣家进行不正当竞争。
宋子文甚至直接想通过各种手段，吞并荣家的产业。
这种官商勾结的腐败，让荣家苦不堪言。
还有那次骇人听闻的绑架案，更是给荣家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作为荣氏家族创始人之一，曾被绑架。
为了赎回父亲，家族被迫支付了高达60万美元的赎金。
这笔巨款，在当时足以购买几十架飞机，可见其天文数字。
这些惨痛经历，让荣氏家族对任何政权都难生信任。
他们深知，在动荡年代，即便身为实业巨头，也可能随时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所以，当解放军的枪炮声渐近，上海的许多工商界人士都选择外迁。
他们带着资产和家眷，纷纷前往香港、台湾，甚至海外。
荣毅仁家族内部，也有不少亲友选择离开上海。
有人劝荣毅仁也赶紧走，把产业转移出去。
但荣毅仁和他的父亲荣德生，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留下。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有些冒险。
街头军纪，大佬看傻
荣毅仁作出留沪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他亲眼目睹的一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天公不作美。
天空飘着濛濛细雨，空气中带着湿冷。
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时，数万将士，居然没有一个住进民房。
他们就地取材，找了个地方，整齐地在街边宿营。
战士们席地而卧，甚至连枕头都省了，直接用随身携带的被子当枕。
这样秋毫无犯的军纪，让目睹这一切的荣毅仁，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以前见过太多军队，大多是烧杀抢掠，军纪散漫。
国民党部队撤退时，更是抢劫、破坏，弄得一团糟。
但这支解放军，让他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他们的到来，没有带来混乱和破坏，只有纪律和秩序。
这无疑是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决定信任新政府的关键一点。
亲眼所见，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一次座谈，一句承诺
紧接着，是陈毅市长的“破冰”行动。
上海解放后不久，新任市长陈毅迅速召集了工商界人士，召开了首次座谈会。
会上，陈毅态度亲和，没有一点官僚架子。
他坦诚指出，上海当时经济凋敝，金融秩序混乱。
大量工厂停工，失业人口激增，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威胁。
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实行海上封锁，原材料和商品运输困难。
陈毅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直接面对，寻求解决之道。
然后，陈毅明确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双赢”的政策方针。
他强调，共产党要依靠工人阶级，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这番话语直接点到资本家心坎里去了。
它不仅安抚了人心，更释放了明确的合作信号。
原本担心会是“鸿门宴”的资本家们，如释重负。
这次座谈会，被参会的资本家们私下称为皆大欢喜的“红门宴”。
荣毅仁深受鼓舞，他看到新政权对工商业的重视。
他觉得，这届政府，是真想跟他们合作，而不是要消灭他们。
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回请陈毅市长，以表达拥护与合作意愿。
他顶住，他赴宴
荣毅仁的请柬送达上海市委，引发了那场关于“糖衣炮弹”的激烈争论。
市委会议上，多数干部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拉拢，必须严格遵守中央纪律，不能赴宴。
有人甚至引用了毛主席“不做李自成”的警告，警惕享乐主义的侵蚀。
但陈毅有自己的考量，他看到了更大的局面。
他强调，上海金融局势困难，恢复生产刻不容缓。
解决失业问题，稳定社会，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燃眉之急。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争取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与合作。
陈毅引用了一个经典事例来阐明他的务实考量。
他提到了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的故事。
这个比喻点明了共产党在不违反原则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灵活性。
他认为，为了上海的稳定和发展，必须争取资本家的合作。
这是革命者向建设者角色转变的清晰信号。
最终，陈毅力排众议，决定赴宴。
饭桌上，掏心窝
宴会当天，陈毅带着家人和随行干部，一同前往荣家。
饭桌上，没有官腔，气氛反而很轻松。
陈毅并未过多谈及工作，反而亲切关心起荣毅仁之父荣德生的健康状况。
这让荣德生和荣毅仁都感到意外和温暖。
荣毅仁也打开了话匣子，坦诚地讲述了荣氏家族“实业救国”的历程。
他提到家族在国民党统治下，不仅未受扶持，反而屡遭打压的困境。
他表达了荣家对新政权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期望。
这番陈述，不仅是忆苦思甜，更是一次向新政权表明“家底”与立场的举动。
荣毅仁强调荣家是“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
他们一心想的是发展实业，而非压榨人民的买办。
这一下，荣家和那些臭名昭著的“四大家族”清晰地区分开了。
双方在“爱国”这一最大公约数上，达成了心照不宣的理解与信任。
信任，就在这饭桌上，悄悄建立起来。
一场饭局，扭转乾坤
那场人人猜测的饭局，最后证明既不是“糖衣炮弹”，也不是“鸿门宴”。
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和解，一次战略性的握手。
这场握手，很快就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
1949年6月至12月，上海市政府向民营企业发放了约2700亿人民币贷款。
这笔资金如及时雨，帮助众多民营企业渡过难关，迅速恢复生产。
政府还对纺织、面粉等关键行业实行统购政策。
数据显示，67%的纺织厂和70%的面粉厂因此受益，产品有了销路。
这大大稳定了工人的就业，也保障了市场供应。
中央更是发起“全国支援上海”运动。
各地支援上海的物资，打赢了著名的“两白一黑”战役。
“两白”指棉花和粮食，“一黑”指煤炭。
这些关键物资的涌入，有效平抑了物价，遏制了投机行为。
上海的金融秩序逐步恢复，经济开始复苏。
这场饭局，也彻底改变了荣毅仁的个人命运。
此后，荣毅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家族产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带头认购新中国发行的国债，支持国家建设。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更是慷慨解囊，捐赠了7架飞机。
后来，他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将庞大的家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最终，他将荣氏家族的全部产业，悉数上交国家。
荣毅仁从一位“大资本家”，一步步华丽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
1950年夏天，他受邀赴京，首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
他被国家赋予重任，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
1957年，他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1982年，他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为国家引进了大量外资。
1993年，他更是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传奇，更给新中国探索如何团结与改造民族资本，如何实现公私合营，提供了宝贵的“上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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